长江之滨的江津，距战时陪都重庆很近。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在许多沦陷区的难民源源涌入之后，变得贫瘠起来。

邓稼先自然也过着清寒的日子。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求知的欲望，他还是那么用功。

姐姐在昆明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常来江津探望弟弟。父母远在千里之外，年长邓稼先10岁的姐姐几乎是一身数任，关心照料着弟弟。

中学毕业后，邓稼先到重庆去考大学。一天，他走在临江的山路上，正遇到日军飞机轰炸。

邓稼先眼睁睁看见一颗颗炸弹落到对岸的屋群，房屋塌成一堆废墟，大火升腾，浓烟滚滚。头顶上呼啸而过的敌机，像是一头头发疯的野兽。地面上没有任何还击或抵抗，任其肆虐。

而邓稼先和路人都面对大江，将自己的身体紧紧地贴靠山石，等待着眼前这场惨祸结束。

忽然，一颗炸弹在离他们很近的江面炸开。如果再偏过来一点，他们就都完了。邓稼先终于明白，大后方竟是这样的不安全。一个弱国，备受欺凌，是没有平安日子可言的。

1941年，邓稼先高中毕业后，回到了昆明，他成了西南联大物理系的一名新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堪称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他是由原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大学在1937年南迁后合并办起来的一所学校。

西南联大拥有许多一流的教授、优秀的讲师助教，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然而，它那艰苦的环境，又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如果说当时教授们的生活是清贫的话，学生的生活就简直是穷苦不堪了。当时学生的宿舍就是土墙砌成的，上面扎着茅草顶，这和临时工棚没有什么区别，茅屋又透风又进雨，而且每个宿舍都住着三四十名学生。

这种环境可能是到处流浪的寂寞者的乐园，但对于静心读书的莘莘学子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座意志的烤炉。※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人的意志。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在艰苦环境中磨练和提高，就能应付更多的考验，取得更大的成功。

学生宿舍的外部条件简陋，内部设施更是相当缺乏，学生一概睡双层木板床，两张床的中间有一个长条桌，桌子下面有一块板子可以放东西。

西南联大的学生大多数都很穷，就这样一点简陋的用具也将就着把东西放下了。有些待别穷的学生买不起棉裤，到了12月份还只穿着一条单裤。好在昆明不太冷，一条裤子也能混得过去。偶尔下雪，他们便用被子裹着腿坐在床上看书。

宿舍里面没有电灯，只有油灯，点一根灯草。夏天，茅屋内热气蒸腾，他们只穿背心和短裤，把脚蹬缩到床底下，脚背挨着从潮湿的泥土地长出来的小草，就这样专心地做功课。

西南联大的学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天都过着“读书以外无生活”的生活。邓稼先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他还有大姐照顾，可以看看电影。

学校的教学设施比起宿舍来也好不到哪里去，教室的房顶多是铁板做的，每逢下雨，顶上就响起了“叮叮当当”如打小鼓似的声音。急雨骤来的时候，犹如重锤打铁，老师讲课的声音就完全听不见了。

“这是老天爷下的停课令，是要你们好好休息呢。”有同学戏称说。

每逢此时，学生便自己看桌上的书，或者看窗外的雨。教室只有窗户，没有玻璃。没有课桌，只有带扶手的椅子。有时候听课的人多了，就只能站在窗外。

抗日战争期间敌机经常轰炸昆明，空袭警报一解除，同学们马上都回来上课。

学生们的伙食也不太好，在大学刚开始时还可以勉强吃饱，后来战争连年，物价猛涨，与战前相比，竟然超过了百分之三十的学生食不果腹。

大学的食堂的饭被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为什么叫作八宝饭呢？因为食堂的饭中经常会混有砂子、泥土、稗子，甚至还有老鼠屎。

有时候学生们甚至可以从饭碗里挑出大点的砂子，互相打着玩。要想在这里吃饱，还必须要掌握一个抢饭吃的小窍门。

那就是盛饭的时候第一碗只能盛半碗，以最快的速度吃完再去盛第二碗，只有这样才能吃饱。假如第一碗盛满了，等你吃完想去盛第二碗的时候，已经没有饭了。

学校做饭的地方是一排平房，谈不上什么卫生条件。学生们就在图书馆旁边的两个大棚子里吃饭。如果刮起风来，砂子饭上又浇上一层“胡椒面”呢！

每个月学校会安排两次给大家改善生活，每到了这个时候同学们就都高兴地为之欢呼雀跃，好像是在迎接某种神圣的时刻一般。

所以，西南联大又被学生们戏称为“难民大学”。邓稼先进入西南联大时，学校规模已达到5个学院共26个系，在校学生3000多人。光1941年这一年的新生就有7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