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一个秋日的黄昏。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并肩而坐，享受着难得的悠闲和恬静。

在北京开会的邓稼先有点空隙，他们想来此看看菊展。待他们匆匆赶来，菊展已结束了，他们便登上了万寿山顶。晚风习习，人声渐远，喧嚣的园林在暮色中归于宁静。

邓稼先轻声对妻子说：“多恬淡！多舒服！一生这么过多好！”

邓稼先似乎是在感叹命运和自己开了个玩笑，使他终生忙碌不得闲暇，又似乎是在向妻子致以歉意，他给她的实在是太少了。

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回北京召开有关高技术的会议，他高兴地对妻子说：“希希，好消息呀，又一项重大课程被我们攻克了。”

“你的肝怎么样了？”

“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大便困难，肛门痛得坐不下来。”

“检查过没有？”

“还没有？”

“那还等什么，还不快去检查。”

许鹿希忙催着邓稼先去做检查，他原想到医院要一点润肠药就回来，因为会议很紧张，没想到经过仔细检查后，医生严肃地问他：“为什么现在才来？”

“为什么现在才来？”

说实话这个问题邓稼先还从没有想过，他知道九院职工在近几年来有过几次体检，但他一次也没有检查过，漏掉了。

邓稼先为了我国核武器事业新突破而无暇分身，他的日程实在排得太满了，他这个人仿佛早已不属于他自己了。

九院每次体检时，邓稼先不是到罗布泊去了就是到其它基地去了。有时一个月从一端到另一端穿行国土两趟，忙得喘不过气来，哪儿还顾得上体检。

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组织领导者，邓稼先要殚精竭虑于事业，他要体贴入微于同事、下属……他哪有时间关心他自己呢？

邓稼先过去曾经担心过的一些病状在这次检查时并没有恶化，而他不在意的部位问题倒来了。

“办理住院手续吧，立即住院。”医生的态度很和蔼，但是语气却十分坚定。

“不行呀，我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由我主持，不能缺席啊，能不能不住院？”邓稼先请求医生说。

“这里不是会议室，这是医院。”

医生的态度很坚决，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邓稼先立即明白了疾病的严重性，他不再拒绝医生的好意，他接过了住院证，警卫员帮他办理了住院手续。

其实，邓稼先心中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但来得这么快，这样悄无声息，却是他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1985年8月6日，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了。医生刚出手术室的门，张爱萍就焦急地问道：“活体检查怎么样？癌是不是扩散了？”

“这个，活体检查的结果，按常规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知道结果。”医生这样回答。

“不行，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来。”张爱萍急了，硬是坐在那里等着不走。

半小时后，冰冻切片的结果来了，确诊邓稼先患的是直肠癌。

8月10日，邓稼先做第一次手术，清扫癌瘤所侵犯的地方。

清晨，张爱萍来到了301医院，九院和核工业部的领导也都来了。国防科工委、核试验研究的各个单位的同志都牵挂着邓稼先的病情。

许鹿希的眼里噙着泪水，她自己就是医科大学的教授，她当然清楚癌症的严重性，一个受到辐射严重伤害的老年人的身体对癌症的抵抗能力她更清楚。

但是许鹿希对此却无能为力，她只能默默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盼望着连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佳音。

墙上的时钟一下一下地摆动，让所有守候着的人心中都一跳一跳的，大家都感到时间过得太慢了。

大家心里都在猜测着各种可能的结果，他们盼望着手术室门打开，盼望着好消息。可是心里有时也情不自禁地往坏处想，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加强对万一出现的不好消息的承受力。

手术过程是顺利的，但这毕竟是人们谈虎色变的癌症。能否得救治的关键在于癌瘤细胞扩散程度，手术有没有切净癌细胞和身体的抵抗力是否经得起术后的放疗化疗。

手术后的病理诊断是：“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淋巴结七个，全部有癌转移……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邓稼先醒来之后，张爱萍对他说：“老邓，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向组织上提出来。”

“没有，组织上不要再为我的事情麻烦了。不要再给国家增添不必要的浪费了。”

邓稼先的话是那么的恬淡，仿佛就是从他心中说出来的一般，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