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回国效力:苏联专家全面撤走

邓稼先等人以为苏联专家很快就会到达,但是他们左等右等,等好了好几天,也不见人影。好不容易把苏联专家盼望到了,可是苏联专家却是十分挑剔。

苏联专家东看看,西瞅瞅,说楼房不够高,应该如何如何。于是大家赶快动手,一切按专家提出的要求办,盖起了两层楼高的平房,窗户很高、很小,从外边看不见厅里的任何东西,又在紧靠马路的地方竖起了一个大约十层楼高的大烟筒,遮住模型厅,使马路上的过往行人看不到。

苏联专家又说窗要加铁栏杆,大家又用最快的速度给加上了。专家对墙面颜色也不满意,要求黄白相间,大家虽然心里滴咕,这与原子弹有什么关系?但是不明白归不明白,他们也认真照办了。

谁知道苏联专家又挑剔路不好。于是,物理学博士、副研究员邓稼先,便又和他的干将们去修路,甚至于聂荣臻和李觉也都加入了修路的行列。

大家在工地上和稀泥,推车,干得满头大汗,有时候还连夜加班,让那条公路差不多赶上国道的水准,平滑程度就算用水平仪也测不出偏差来。

专家还说保密条件不够,于是又加设了“足迹地带”,并按他们的要求一项一项地补建。直至苏联保密专家再也挑不出任何毛病为止。

一切设备都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做好了,但是原子弹模型还是没有运到。邓稼先说:“现在原子弹模型还没有到,就先说一些原子弹的原理吧,我们也好制定学习的计划。”

邓稼先并不知道,苏联方面根本就没有把最高机密传授给中国的想法,他们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度的,政府方面要求尽量不要提供军事援助。

不过,在中核系统工作的全部两百多名苏联专家,态度毕竟不同于苏联政府,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

有的专家对中国很友好,尽管不敢突破政府的限制,但他们的态度是和蔼善意的,只要不涉及原子弹的内容,他们也会与中国专家们谈笑风生,天南地北无所不聊。

但有的专家却完全不是这样。除了专家们态度上的差别,在不同项目的援助分寸上也是有差别的。

邓稼先学本事很不顺利,他遇到的专家不但不想教本事,而且总是用一些办法来周旋应付。

因为原子弹是最高机密,所以能够去听课仅局限于钱三强和邓稼先等有限的五个人,课堂就设在部长的办公室。

有一位苏联专家是喜欢穿中式棉袄、爱喝乌龙茶,他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爽快的,非常坦诚的讲述了一些原理和数据,还在黑板上画出了一些图形。

后来苏方派来的监视人在暗中不断地用咳嗽提醒他尽量“精炼些”,他讲的便越来越含糊,偶尔画一条弧线,也很快的擦掉。

他们曾经说要运来一车皮资料,话很动听,结果不过是开出一份大学里教课用的很长的书单子。其中有些书和原子弹研制根本拉扯不上边儿。

当然这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目,叫作“打好基础”,你去问专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不知所云。

这一位专家走了以后,又来了一位新的讲课专家,这位专家更直接,什么也不说,只敲木鱼不念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哑巴和尚”。

钱三强交代说:“能挤就挤,像挤牙膏,挤一点算一点。”

教学模型迟迟没有消息,哑巴专家又开出了25本书目,说只有读好这些书,才能理解教学模型。该专家还说:“要最拔尖的科学家,只要105个”。

哑巴专家还开列出上百个专业,其中甚至有花儿匠。邓稼先客气地请教:“花儿匠与原子核物理有什么关系?”

哑巴专家顺口说:“你为什么不问原于核物理学家要不要在开满鲜花的环境里工作呢?”

邓稼先被反问的哑口无言,无情的现实,证明学本事的路是走不通的。

再后来,苏联监控人发现有人在课堂上做笔记,讲课的专家非常紧张,连连警告听课人,要销毁记录。

邓稼先急中生智,说道:“还是交到我这里来统一销毁吧。”

说完,邓稼先把所有的听课记录都锁在了保险柜,也正是因为邓稼先的急中生智,才保存下来这些珍贵的资料,这也就成了这次援助中仅存的文字记录。

1959年6月20 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英等国正在谈判禁止试验核武器为借口,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1960年7月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中苏关系破裂。

苏联毁约停援,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从原子弹理论设计方面说,最主要是白白地耗费了邓稼先等人的时间和精力。

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叫来邓稼先,神色严峻地开了口:“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得自己干了。”

其实,大家早就做好了自己单干的准备了,苏联专家的援助,实在是有限的很,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援助对于中国的原子弹研究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一切,都还是要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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