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了重重困阻，邓稼先终于回到了祖国！回到了这个他阔别了两年多的祖国！

邓稼先从广州乘火车北上，从南至北，行程几千公里。他大部分时间是靠在车窗前，两眼凝视向后飞过去的田野。

战争所带来的断壁残垣这时并未完全修复，旧中国破烂贫穷的景象也不时映入他的眼帘。

挽着裤腿的中国南方妇女到河边挑水的，衣裳上面的补丁看得清清楚楚。一个老人担着装满日用杂品的担子，吃力地蹬爬在弯曲的山坡小道上。

这种中国劳苦大众的生活是邓稼先在美国留学期间所看不到的，没想到他刚刚离开美国就看到这样的场景，真是触目惊心，让邓稼先的心灵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早在昆明读书的时候，邓稼先对于这种场景就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深刻触动，也许是因为从异国他乡重新归国的冲动，邓稼先觉得祖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透过车窗，邓稼先看到小镇上一些年轻人打着红旗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清楚的口号过去了。

有一段路，不知因为什么火车放慢了速度。他看见了一群在麦场上的男女农民扭起了秧歌，他们的得意之情全部浸入了进三步退一步的节奏感很强的扭摆之中，喜气洋洋的情绪从优美的身段中流露出来。

忽然邓稼先看见了一位老农妇，面冲着自己，那几十年社会底层生活的劳苦和血泪在脸上刻下的皱纹尽管没有褪去，但她在扭秧歌时竟是那样地得意，乐得那样开心，她一扫中国妇女往日的拘谨，顾及不到人前人后，尽情地扭跳着。

霎那间，一个词语闪入了邓稼先的脑海中，这不就是“喜笑颜开”吗。喜笑颜开，这个词语过去在他的脑海中并不长闪现，但是却是对眼前所见情景的突然领悟。

邓稼先的眼眶湿润了，麦场从眼前向后退去，火车慢慢拐入黄色的土山坡中。在视线被挡住的时候，他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邓稼先顿然明白了这是搬掉三座大山后的新中国人民所迸发出来的热情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他感觉到自己内心为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所鼓舞。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前夕，邓稼先终于回到了北京，这个新中国的首都。

秋季的北京，天高气爽，沁人心鼻。邓稼先欣喜的看到，这个时代变了，北京的变化很明显。往日横行霸道的洋人、兵痞、旧警察、恶叫花子、妓女都不见了。市面上清洁整齐，秩序井然。

人们喜气洋洋、各得其所。从南方至北方，祖国大地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铺展开欣欣向荣的盛世蓝图。

“爸爸，姆妈，你们的儿子回来了！”邓稼先才刚刚进门就激动的喊道。

父亲和母亲听到儿子的欢呼声，都纷纷跑了出来，互相抱在了一起，这个时候大姐、二姐也出门来了。时隔两年之后。一家人终于又一次团聚在了一起。

邓稼先回到北京以后，到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近代物理研究所在1958年改称原子能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先是设在东皇城根，1953年以后搬到了北京西郊的中关村。

邓稼先在彭桓武研究员的指导下，和其他几名年轻人一起从事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近代物理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个新的研究所，它的前身是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原子核物理部门、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

近代物理所又是后来的原子能所、高能所以及兰州近代物理所、上海原子核所等许许多多研究所的母校。

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目前挑大梁的物理学家，一批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邓稼先就是其中之一。

钱三强、何泽慧，王涂昌、彭桓武等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中年原子科学家，在北京东皇城根的半个四合院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带领一批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开创着我国的原子科学事业。

邓稼先的归来，为这支拓荒的队伍增添了力量。名师的指点，同辈的激励，报国的雄心，安定的环境，使他如鱼得水。

这不正是几年来所企盼的吗？旧中国的原子核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个别人零星地进行过一些工作，现在国家给原子能事业以极大的重视，原子核理论作为原子能事业的基础理论部分，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有了近代物理所这一研究阵地，邓稼先怎能不精神振奋呢？他和大家一样，意识到肩负开拓的使命，意气奋发地工作着。

原子核物理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核子间相互作用问题，即核力问题。核力问题可以从介子理论出发来研究，也可以从分析实验数据着手建立唯象理论。

建国之初，我们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在低能唯象理论方面。邓稼先回国后的第一项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1952年，28岁的邓稼先晋升为副研究员。他还担任了原子核理论研究组的组长。继具备英文、德文后，他又学习了俄文。后来，他担任过所长秘书，又被选拔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

研究工作进展顺利，不断有成果、有论文发表。从1951年至1958年的八年间，邓稼先单独或分别与于敏、何柞麻、徐建铭等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关于氢二核之光致蜕变》《辐射损伤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

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为我国原子核理论研究作了开拓性的工作，从而填补了我国近乎空白的核物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