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印刷史上，沈括是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最早详细地介绍了毕升发明的活字版印刷技术，为印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他的记载，对推动活字版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天仍考查不出雕版印刷术发明的确切年代。而活字版的情况就不同了，这一技术刚出现，就被同时代的沈括所记载，不但有发明者、发明的年代，而且有详细的工艺技术的介绍。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为济国公，老年时从沈括那里学来了毕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点小改动，把铁板改为铜板。铜板比铁板传热性好，易使粘药熔化，但铜板比铁板价格贵，但这对一个公爵来说就算不了什么。
元代的姚枢（1201—1278年）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升原有技术。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
十九世纪安徽泾县的翟金生，因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述的毕升泥活字技术，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书的想法。他费时三十年，制泥活字十万多个。1844年印成了《泥版试印初编》。此后，他又印了许多书。20世纪60～70年代在泾县还发现了翟金生当年所制的泥活字数千枚。这些活字有大小五种型号。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毕升的发明是可行的，打破了世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王祯（1271—1368年）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是山东东平人，是一位农学家，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王祯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这本书内。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万多个，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试印了六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用轻质木材作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七尺，轮轴高三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的一个个格子里。他做了两副这样的大轮盘，排字工人坐在两副轮盘之间，转动轮盘即可找字，这就是王祯所说的“以字就人，按韵取字”。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元代木活字印本书虽已失传，但当时维吾尔文的木活字则有几百个流传下来。明代木活字本较多，多采用宋元传统技术。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世庙识余录》，嘉靖间（约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术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空前的发展。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印制该书共刻成大小枣木木活字253500个。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个发展方向。在王祯以前，已有人用锡做活字。但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难于推广。十五、十六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铜活字印刷在清代进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数量达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了，估计用铜活字达100万～200万个。
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而建立这一伟绩殊勋的莫大光荣属于中华民族。印本的大量生产，使书籍留存的机会增加，减少手写本因有限的收藏而遭受绝灭的可能性。由于印本的广泛传播及读者数量的增加，过去教会对学术的垄断遭到世俗人士的挑战。宗教著作的优先地位也逐渐为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所取代，而读者们对于历来存在的对古籍中的分歧和矛盾有所认识，因而削弱了对传统说法的信心，进而为新学问的发展建立了基础。
印刷术使版本统一，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产生的讹误有明显的差异。印刷术本身不能保证文字无误，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对及印刷后的勘误表的出现，使得后出的印本更趋完善。通过印刷工作者进行的先期编辑，使得书籍的形式日渐统一，而不是像从前手抄者的各随所好。凡此种种，使读者养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方法，并促进各种不同学科组织的结构方式得以形成。
发明活字印刷以后，毕升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后来又采用木活字印书。到了十三世纪，他们首先发明用铜活字印书。十三世纪末，高丽用金属活字印《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本。1376年，朝鲜出现木活字《通鉴纲目》。1436年，朝鲜用铅活字刊印《通鉴纲目》。
后来，活字印刷术又由朝鲜传到日本、越南、菲律宾。十五世纪，活字板传到欧洲。十六世纪末，日本用活字刊行《古文孝经》《劝学文》。1440年左右，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推进了印刷形成工业化。1454~1455年，古腾堡用活字印《古腾堡圣经》，这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中国的活字印刷史晚四百年。活字印刷术经过德国而迅速传到其他十多个国家，促使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十六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非洲、美洲，十九世纪传入澳洲。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门多萨的书很快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勒罗伊，文学家米歇尔·德·蒙田等，都同意门多萨的论点。汉学家安田朴曾以“欧洲中心论欺骗行为的代表作：所谓古腾堡可能是印刷术的发明人”为题，论证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来源于中国。
意大利人则将活字印刷传入欧洲的功劳归功于伦巴地出生的意大利印书家帕菲洛·卡斯塔尔迪，他见到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来的活字版书籍，采用活字法印书。意大利人为此特地在他的出生地树立他的雕像作为纪念。法国汉学家儒莲，曾将沈括《梦溪笔谈》中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一段史料翻译成法文，他是最早将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史实介绍到欧洲的人。古腾堡所发明的铅字，实际上同时含有铅、锡与锑。因为活字合金含有铅等对人体有害的金属、使用麻烦以及工艺上的不足，在电脑排版流行以后，逐渐淡出出版的舞台。
印刷术的传入使欧洲宗教改革的主张广为传播。马丁·路德曾称印刷术为“上帝至高无上的恩赐，使得福音更能传扬”。在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他的抗议之前，人们已经用一些本国的民族语言印刷圣经，使宗教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福音真理不再是少数人所专有，而为普通百姓所能学习和理解。同时也使宗教信仰因国家不同而有变通，罗马教会再不能保持国际性的统一形式。新教运动的原始动机是纠正教会的弊端，特别是赎罪券的出售，自从印刷术应用到大量的印刷赎罪券以后，出售赎罪券成为一种谋利手段。与此同时，新教徒也利用印刷的小册子、传单和布告等方式，广泛传播其观念和主张，如果没有印刷术，新教的主张可能仅限于某些地区，而不会形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重要运动，永远结束教士们对学术的垄断、克服愚昧和迷信，进而促成西欧社会早日脱离“黑暗时代”。
在印刷术出现以前，虽然已有民族文学，但印刷术对民族文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西欧各民族的口语在16世纪之前已发展为书写文字，逐渐演进成为现代形式，同时一些中世纪的书写文字已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一度成为国际语言的拉丁文也日渐式微，终于成为死的语言。新兴的民族国家大力支持民族语文的统一。与此同时，作者们在寻找最佳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出版商也鼓励他们用民族语言以扩大读者市场。在以民族语言出版书籍越来越容易的情况下，印刷术使各种语文出版物的词汇、语法、结构、拼法和标点日趋统一。小说出版广泛流通以后，通俗语言的地位得到巩固，而这些通用语言又促进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最终导致明确的民族意识的建立和民族主义的产生。
印刷促进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推广，书籍价格便宜使更多人可以获得知识，因而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书籍普及会使人们的识字率提高，反过来又扩大了书籍的需要量。此外，手工业者从早期印行的手册、广告中发觉印行这类印刷品可以名利双收，这样又提高了他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
印刷术和火药、指南针一起，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马克思联系欧洲的历史发展阐述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