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已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一切思想、文化都必须符合对上帝智慧的崇拜。对地理学来说,则必须承认《圣经》中上帝创造宇宙之说,对一切自然现象的解释都应以《圣经》为依据,影响了地理学的发展。当时的一位地理学家的著作中,完全放弃了关于地球是圆的宇宙观,遵从《圣经》教义,认为地球形状如房子一样的摩西的“圣柜”(moses’tabernacle)。
公元7-8世纪时,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兴起,阿拉伯人遂之向外扩展。
公元10世纪的巴尔基根据阿拉伯人所收集到的气候资料,编成一本《世界气候图集》。另一位学者马苏迪发现气候不仅受纬度变化的影响,也还受季风影响有东西方向上的变化。14世纪的伊本·巴图塔,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曾到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沿非洲东岸向南到过南纬10度处,发现赤道地区温度反而比北非要温和,打破过去人们认为赤道酷热人不能居住的推论。
在中国唐、宋时期,统一的王朝,人口增多、经济繁荣,为管理需要,区域地理的地方志十分发达。唐宪宗时的《元和群县志》,以全国十道所属州县为纲,分沿革、户口、四至八到、山川、贡赋、古迹等项。
郑和,为明内宫太监。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的28年内奉命7次率船队下西洋,从东南亚的中南半岛、印尼直到印度洋的非洲东岸的37个国家。其所率领的船队共有船一两百艘,随员多达27000多人。他们所到之处,主要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显示了明王朝的国威浩大、中华的富裕繁荣。同时,吸引了很多国家派使臣来华朝贺,开展朝贡贸易。但是,船队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与所带的馈赠珍品已成为明王朝盛时经济的重大负担,使国库难以支持,不得不停止再下西洋。
在中世纪时期,西方的地理学,由于基督教思想束缚,处于衰落中。阿拉伯人的兴起,使希腊、罗马的地理成就与思想得到继承与发展。而中国尽管唐朝有疆域的扩展,宋朝有经济的繁荣,明朝的海船访问了非洲,但是农业经济的内向,使地理学发展重于域内,区域地理的地方志达到新的高峰。可见,地理学的发展既在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动力推动,亦受其地理环境的条件所引起的人文因素所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