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夕大火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8年10月25日,中国湖北的武汉市沦陷。沦陷区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湖南长沙,使当时人口30多万的长沙市骤增至50多万人。
11月8日,日本侵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至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对峙于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能否守住长沙缺乏信心,蒋介石提出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认为宁可烧毁长沙也不能让日本从中获得任何物资:“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
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到电报后,即在11月10日的会议中传达了上峰的作战思想,并着手组织纵火队伍,计划当城东南的天心阁放火时,全城就开始放火,并指定省会警备司令部司令酆悌负责筹备,省保安处予以协助,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担任放火总指挥,负责组织放火队伍,准备放火工具。根据当时拟定的焚城计划,放火前应先发布日军轰城的消息,以便于疏散市民,并施放空袭警报,由警备队督促市民出城;放火时,要以城南天心阁处举火为号,全城同时行动。放火时间视日军进攻长沙的情况而定,由酆悌亲自掌握。按此计划,徐昆迅速将警备第二团以3人为一组,编成100个放火小组,分发放火器材,调集大量消防车,灌入汽油,作为放火车,并在主要街道预备大桶的汽油和煤油等易燃物。有些墙壁上用石灰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或用日文写着对敌宣传标语。
11月12日,即岳阳弃守的第三天,日寇先头部队已抵汩罗江北。谣言不胫而走,有的说敌人已到新河(距长沙仅10多里),有的说敌艇已距新河不远等等。逃难的人流有如成群结队的蚂蚁,把城郊数十里内的稻田踩成无数的小道;被阻于水路的更是狼狈不堪,或忍痛抛箱弃物而逃,或失足落水、葬身鱼腹。
入夜,城里到处关门闭户,街上漆黑一团,偶然从门隙里透出一点点灯光,或传来几声小贩的叫卖,凄凉万分。
12日深夜(13日凌晨2时),全城戒严,行人绝迹,只有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或提油桶,或提着小火炉,或拿着其他放火器材,紧张地窜到街头巷尾,准备执行放火任务。
正在这时,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不慎失火(是故意纵火的信号或是无意失火,至今仍然是谜)。紧接着天心阁和一些地方也迅速起火。预先守候在各处的放火队员一见天心阁的火光,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热浪灼人,爆炸声阵阵,美丽的长沙古城变成一片火海。
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发生的。故当火起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即使有人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因此只能抱头乱窜逃命。熊熊大火中逃命的人们,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被踩死,有的被汽车轧死,有的被活活烧死。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被大火逼进水缸后惨死;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躲进水缸避火,也双双被煮死;30多名某厂员工躲进防空洞,全部被烤焦……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嘶叫声,连同建筑物燃烧时的爆炸声,交织成一个悲惨世界。
这场恐怖而又无情的大火一直延烧了两天两夜,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全城8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原来繁华的街道变成断壁残垣,学校、银行、工厂、商店毁于一旦。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这一数额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据国民党当局公布的数字,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余人,古城长沙2500多年的历史财富几乎被毁灭殆尽。
这场灾难中,被烧毁的政府机关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分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分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被烧毁工厂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万余元。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40家湘绣企业全部被毁。此外,除湘雅医院外的所有医院均被烧毁。
郭沫若当时也在长沙亲历了大火,《郭沫若传》中对当时情景进行了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此次大火被称为“文夕大火”。
1938年11月18日,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张治中去职。实际上,他们成为了事件的替罪羊。
2005年7月,长沙市首个纪念“文夕大火”的建筑–电灯公司遗址纪念墙建成,纪念墙位于湘江风光带与劳动路交汇处。同年建成的还有长沙大火警示钟大型雕塑。
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程度几近百分之百。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长沙的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但这只是大摧毁的开始。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军发动了四次长沙会战,轰炸长沙100多次。仅管“国军”在前三次会战都获得胜利并重创日军,但长沙还是被大火与战争变成了一片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