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作为一本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奇书,他的发展当然也与众不同。
所谓“发展”,就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而《易经》的发展,简直就是对这个定义的形象解释。
有学者研究认为:《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是由八卦衍生出来的,四象演八卦,八八就生成了六十四卦。这种说法同我们常说的伏羲八卦吻合,也叫先天八卦。而另一种说法,认为六十四卦是从周文王的乾坤学说中演绎而来的。周文王说天是乾,地是坤,八卦中的其余六卦是天地的子女。
不论这两种学说,哪个更准确,有一点很明确:《易经》的内容是一个从易到难的演变过程。这从他的结构中也可见一斑。
《易经》第一卦从乾入手,也就是天,紧接着是对应的坤(地)卦。然后再衍生到后来的世间万物,人间各种活动,一步步地将内容增难,加深。
再有,《易经》的发展表现在《易》学的研究上。
易学,也就是研究《易经》的学问。他试图通过对《易经》这本奇书的研究,来探求找到宇宙万物的变易规律。所以,自古到今,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从未断过对《易经》的探究。
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一些系统地阐释《易经》经文的文字。人们将这些文字收集起来,经过组合,就成了奠定易学基础的《易传》。而这种形式,基本上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风格。象《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按照中国传统的文化发展模式,《易经》如此经典的书籍,一定会不断地被学习、研究、发展、运用。而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假设。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到了研究的行列中。
而随着研究队伍的越来越庞大,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风格与流派。有古易、汉易、魏晋易、唐易、宋易、清易、现代易等不同阶段易,也有京氏易、王弼易、程颐易、朱熹易、船山易等不同风格易,还有象数易、义理易等不同流派易。
俗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这么多的研究流派、研究风格中,人们就各取所需,各得所取。也就因此将《易经》由“1”发展到无穷,充分展示了《易经》作为源头活水的“母“性。
儒家从中看到了“仁“,道家从中看到了“道”;帝王从中看到了“治”,政客从中看到了“策”;而到了军事家的眼中,《易经》里面则布满了阵法与战略;轮到医学家来研究,他看到的是“阴阳”,脉象,相生相克;再等到经济学家一翻这本书,他却看见了曲曲折折的经济走势曲线……
是他太玄妙,还是他太精深?为何人们都这么相信他,还广泛应用里面的卦象、言论?
这本薄薄的书,囊括的东西太多。他集中国古代天理、命理、圣理、数理、哲理、心理、文理于一体,对哲学、数学、史学、美学、逻辑学、经济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文艺学等都有研究。
严格地来说,《易经》属于中国古代的哲学范畴。他解释了宇宙普遍规律,对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都有指导意义。所以,历史名人几乎和这本书息息相关。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特别喜好研究《易经》,甚至出现了“韦编三绝”(勤于读书到连接竹简的绳子都断了很多次)。
即使是这样,孔子还感叹“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并且曾经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儒家创始人、也是被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尊为圣人的孔子,他那样大彻大悟、大智大慧,仍然对于《易经》流连忘返、乐此不疲。
由此,可以看出《易经》里面蕴含的内容,既有古代的愚昧,也含文明的智慧;既有唯心的神秘,也有唯物的辩证…所以,对于他推断出的种种预言,我们不该武断地归为唯心还是唯物,而该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
王弼,一个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的短命书生,却是一个研究《易经》的集大成者。据记载,王弼小的时候最喜欢读的书就是《老子》和《易经》。加上他的天才成分,他详尽地对《易经》作了注解,因此还扭转了《易》学发展的方向。
当时,由于《易》学发展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死板僵化现象不仅越来越严重,还既繁琐又支离破碎。王弼此时的研究给《易》学注入了新鲜空气。
这在某些宣扬“有神论”者眼里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情”。他们认为正是当时“易学”支离破碎的研究“曲解”了“上天的旨意”,王弼才应运而生。否则,为什么他那么短命?
这都是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说法,科学不可能根据一个人命的长短与贡献大小是否匹配,来对他的出身妄加评价。王弼命虽如昙花,但芳香尽留人间。
首先,他提出了《易》学核心所在的“得意忘象”观点。《易经》的“象”指的是爻象和卦象,而“意”指的是卦象包含的深刻含义。在王弼看来,《易经》的“意”才是核心,“象”和指代卦辞和爻辞的“言”,都只是为了得到“意”的辅助工具,所以应该使用他们之后就把他们忘掉。
为此,他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象”和“意”的关系,就好比是捕鱼的“筌”和“鱼”,如果捕到了鱼,那么“筌”作为工具就成为了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废物了。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寻言以观象”“寻言以观意”的具体方法,也就是根据卦辞和爻辞来理解卦象和爻象,再进一步体会深刻内在含义。
其次,他还对于《易经》的传播和流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起初,经和传是分开流传的,虽然之后也有学者力图将两者结合,但直到王弼才完成了集大成的任务。他将《易经》和《易传》合一,极大方便了《易经》的阅读和研究,也帮助人们从原始《易经》巫术符号的象征体系中走向了《易经》哲学的高度认识。
王弼虽然在世间留下的足迹很少,但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印迹,足以见他对于历史的贡献。难怪根据史料记载,魏晋时期喜爱谈《易经》的太原王济看王弼《易注》后说“见到这本书以后,领悟很多。”
但是当时的王弼,虽然扫除掉了《易经》中许多解易原则,却没有与时俱进,给《易经》增添适合他那个历史时代的内容。
再到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易》学发展逐渐成熟起来。
宋明时期,可谓是古代《易》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而著名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易》学哲学体系。
在理学大师朱熹的眼中,前人对于《易经》的解释都不正确。他认为前人不是凭着圣人本身的圣意在解经,而是节外生枝,根据自己主观臆想生出了许多“象数”,导出了那些许多的“道理”。
因此,朱熹著作了《周易本义》这本书。提出:《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因而他们是《易经》的源头;六画卦是伏羲所画,卦辞是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传则是孔子所作,因此提出“世历三古,人更四圣”等。在这本《周易本义》中,朱熹甚至不仅采用了“取向说”,还采用了“爻位说”。
其实,不论他所说的“本义”是否就是真的《易经》的本义,但他这本著作,为今天我们解《易》的确提供了优秀的参考。同时,他研究《易经》首先探求本义的思维方式,也给我们提供了《易》学研究必有得良好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