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维特根斯坦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富有的犹太企业家家庭，是8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14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受教育。他在柏林读完工程学以后，于1908年考入曼彻斯特大学，专攻航空学，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英国度过。据说他曾为飞机设计了一种喷气反冲推进器，并因此对应用数学产生了兴趣。之后他喜欢上纯粹数学，为了进一步了解数学基础，又转向数理哲学。

1912年，23岁的工科大学生维特根斯坦来到剑桥大学，在三一学院度过了5个学期。他得到了哲学家罗素和摩尔的赏识，两位大师都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才智至少与他们并驾齐驱。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维特根斯坦自愿参加了奥地利军队，起初他在东部前线当一名炮兵，后来去了土耳其，于1918年冬天被意大利士兵俘虏。此后，维特根斯坦与剑桥失去了联系，罗素在次年出版的《数理哲学导论》里在谈及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时提到，“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1919年，维特根斯坦在战俘营里给罗素写了一封信，原来他在狱中读到老师的著作，并解答了书中提出的几个问题。他获释以后，师生二人都希望能尽快相聚，以便当面讨论哲学问题。可是，由于维特根斯坦受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影响，认为不应该享受财富，就把相当可观的私人财产分给了家庭的其他成员，此时的他身无分文。不得已，罗素替维特根斯坦卖掉了他留在剑桥的部分家具，才凑足了他的旅费，两个人终于在阿姆斯特丹会面了。

由这样一位有毅力和责任感的天才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不同的时期建立起两种极具独创性的思想体系，完全是有可能的。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的每一种思想体系都有一种精致而有力的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哲学。他还留下了两部经典的哲学著作：第一本是《逻辑哲学论》（1921），第二本是《哲学研究》（1953）。除了一篇标题为“关于逻辑形式的一些看法”的短文以外，《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坦生前唯一出版的著作。

《逻辑哲学论》是一部哲学巨著，这部书的中心问题是：“语言是如何可能称其为语言的？”让维特根斯坦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居然能听懂他以前从未听到的句子。他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释的：一个描述事物的句子或命题必定是一幅图像。命题显示其意义，也显示世界的状态。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的图像和世界上所有可能的状态一定具有某种相同的逻辑形式，它既是“表现形式”，也是“实在形式”。

但是，这种逻辑形式本身却得不到说明，或者说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坦打了一个比方，它就像梯子，当读者爬上这架梯子后，就必须扔掉它，这样一来才能正确地看世界。不能用语言说明的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如实在的简单元素的必然存在，思想和意愿的自我的存在，以及绝对价值的存在。这些不能说明的东西也无法想象，因为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维特根斯坦留给我们的一句箴言，“对于我们不能言说的，必须保持缄默。”

维特根斯坦声称，“哲学不是一种理论体系，而是一种活动，一种澄清自然科学的命题和揭露形而上学的无为的活动。”事实上，他也在身体力行地从事这项活动。由于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哲学论》已经完成了他对哲学的贡献，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到奥地利南方的几所山村任小学教师，此前他曾独自在挪威的乡间盖了一间小木屋。回到英国后，维特根斯坦把《逻辑哲学论》提交给剑桥大学，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很快当选三一学院院士。

此后的6年里，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剑桥大学教书，其间他对《逻辑哲学论》渐生不满，于是开始向两位学生口述（并非老得不能动笔）自己思想的新发展。在他访问过苏联（原打算在那里定居）之后，又到挪威的小木屋住了一年。回到剑桥大学后他接替了摩尔的讲座教授职位，随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去了伦敦的一家医院做看护，后来又在纽卡斯尔的一家研究所做助理实验员，其间他完成了《哲学研究》的主要部分。“二战”后，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大学做了两年教授就辞职去了爱尔兰，在那里待了两年写完了全书。

说起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虽然它与逻辑学没有必然的联系，却也没有完全脱离数学。在这部力作里，他放弃了原先的想法，认为无穷无尽的语言背后并没有统一的本性。他以游戏为例，指出一切游戏所共有的性质不存在，它们仅具有“家族”的相似性。他还说，当我们仔细观察作为游戏汇集在一起的各种不同的具体活动时，“便能发现一张由相互重叠、彼此交叉的相似点构成的复杂的网，有时是总体相似，有时是细节相似”。

为此维特根斯坦引入了好几个数列的例子，在他看来，数字也构成了这样一个“家族”。他所关心的事情是，领会并遵循一条数学规则的含义是什么？其中一个例子是：当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写下

1，5，11，19，29，…

这些数字时声称，“现在我可以继续写下去了”。这可能会出现多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是，这个人试图用各种公式来续写这个数列，直到他发现公式an=n2+n–1，19后面的29就验证了这个假设。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公式，而是注意到前后两个数之差构成了一个等差数列4、6、8、10，他由此知道接下来的那个数是29+12=41。无论哪种情况，他都可以不费力气地继续写下去。

维特根斯坦试图证明的观点是，一个人对于数列的原则理解并不意味着他找到了什么公式，因为他可能根本不需要这个公式。同样，你也可以想象他的理解仅仅源于公式，而不是因为灵光乍现或其他特殊的经验。由此得出的教训是，接受一条规则并不等于穿上了一件紧身夹克。在任何时候，对于规则是接受还是拒绝，都是我们的自由。维特根斯坦还认为，数学运算过程的结果不是事先确定的。尽管我们可以遵循在我们看来是清清楚楚的程序，但却无法预知这个程序将把我们引向何处。